英雄末路
可惜的是，这位“山地之主”最后却死于安史之乱，而且不是死于叛军之手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高仙芝以天武军副帅之职统军东向讨叛，屯于陕州，遇屡败于叛军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，了解到贼兵势锐、潼关无兵、恐危京师，遂与之退保潼关。这一举动使得“朝野大骇”，唐玄宗怒不可遏，监军边令诚又进谗言：“常清以贼摇众，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，朘盗禀赐”（《新唐书·列传第六十》），于是高仙芝、封常清殒命。而这位宦官监军边令诚，747年出征小勃律时即随高仙芝，高仙芝能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，他有举荐之功。东征讨叛，边令诚又为监军，《旧唐书·卷108》记载：“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，仙芝多不从”，《新唐书》记载：“令诚数私于仙芝，仙芝不应”。不论怎样，高仙芝的死都与他和此人不睦有关，还另外被加上了“盗减军士粮赐”的罪名。
实际上，就像20世纪初期的英国学者吉布（H．A．R．Gibb）所说：“对中国统治中亚这一传统的真正致命打击，不是来自怛罗斯之战那样的偶发事件，而是来自757年中亚军队东去助唐平叛一事。这些来自远方的人曾认为中国是个无比强大、无法战胜的帝国，而他们现在亲眼看到了它的彻底衰落……中国的威信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之中恢复过来。”
至于阿拉伯方面，怛罗斯战场上的英雄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阿拉伯人对内部争权夺利的兴趣远比对向东方征服大。在怛罗斯之战获胜后，齐雅德·萨里向他的上司阿布·穆斯林进献了战利品——一枚举世无双的宝珠。作为奖赏，阿布·穆斯林任命齐雅德为不花剌（布哈拉）和粟特总督。但好景不长，一年后，阿布·穆斯林成为呼罗珊和河中的绝对统治者，甚至连军队也只听命于他，哈里发也无能为力。这使得他从哈里发的威胁变成了“眼中钉、肉中刺”
于是，远在两河流域的哈里发鼓动齐雅德起事，但大多数将领仍然忠于阿布·穆斯林。齐雅德只能逃走，但在藏身之地被人杀死，他的首级被砍下献给哈里发。又过了一年，新任哈里发曼苏尔即位，命运迫使阿布·穆斯林此时必须镇压新哈里发叔叔的叛乱，以再次表示自己的忠诚。曼苏尔命令阿布·穆斯林将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上缴，当后者前去弄清缘由时，被哈里发下令处死。
哈里发朝廷谋害帝国东部的实权人物阿布·穆斯林是有风险的。虽然阿布·穆斯林的军队每人得到1000迪尔罕（dirham，钱币），接受了本军统帅被处死的消息，但在呼罗珊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反应：祆教教徒孙巴德（Sunbadh）起兵为阿布·穆斯林报仇。起义军占据了波斯北部从你沙不儿到刺夷的大片地区。但70天以后，起义被残酷镇压，男女老幼全部被杀。这说明起义不仅仅是军队的所作所为，更在当地深得民心。阿拉伯帝国为这次镇压使用了大量兵力，结果同年按惯例要对拜占庭统治的安纳托利亚发起的夏季攻势，也不得不放弃。
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阿拉伯古籍中大肆渲染的，至今一些阿拉伯权威百科全书或人物辞典仍津津乐道的，关于所谓“中国国王之前在715年向阿拉伯人纳贡”一事的两位主角的下场。“使团长”胡白来，被派去给哈里发报捷，未行多远便倒毙途中；紧接着总督屈底波在内讧中被杀，头也被砍下来献给了哈里发。这几位为阿拉伯帝国的第二次对外扩张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，在与中国人的较量中，都曾取得或精神、或物质、或军事上的胜利，但这胜利似乎都成了他们的诅咒——皆未得善终。这也许是巧合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。
实际上，如前所说，在怛罗斯与唐军发生冲突的并不是哈里发朝廷派遣的远征军，而只是呼罗珊总督区自己的军力。此时的阿拔斯朝廷正忙于解决内政，而后又跟永恒的敌人拜占庭展开战争，并未留意到遥远的东部边疆有什么战争发生。因此，这次对决不影响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关系。怛罗斯之战后第二年，黑衣大食即遣使来唐，这是阿拔斯王朝正式与唐朝通好之始；仅在753年一年里，三月、四月、七月和十二月，阿拔斯王朝使节就四次进入长安。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：753年元旦在蓬莱宫，大食使节于东排首席向玄宗皇帝致贺，吐蕃使节居西排第二位，日本使节紧挨在大食使节之后。总之，阿拉伯帝国在唐帝国对西域的政治考虑中，无可争辩地居于首位。作为西方的一大强国，唐帝国已经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
永恒的影响
比起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微不足道，怛罗斯对中世纪文化与科技传播的影响显然更大。在历史上，虽然怛罗斯之战前，撒马尔罕人就掌握了造纸技术，但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唐军士兵无疑推进了造纸技术的传播。平滑柔和、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、羊皮、树皮等书写载体，“造纸业发展后，不仅供应需用，且能销行各地，为撒马尔罕对外贸易的一种出口品。造纸既盛，抄写便利，不仅利济一方，实亦全世界人类的福利”。
另一个传奇也是这场战役的衍生产物。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是战败被俘的唐军一员，他作为文官参加了怛罗斯之战。杜环被俘后被带至康国（撒马尔罕），再到阿拔斯王朝首都亚俱罗（Akula，即库法），之后又随哈里发使团考察非洲。他先后在中亚、西亚、非洲十余国游历和生活过，总计流离大食12年，遍游黑衣大食全境，最后于762年附商船从海路回到广州。
他将十余年间在异域耳闻目睹、亲身经历的生活真实地记入所著《经行记》中，该书成为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，以及中世纪中亚、西亚、北非风物情貌的重要文献。这是一本足以与当时另一位杰出的旅行家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相提并论的游历专著。可惜的是，《经行记》早已散佚，并没能全部留下来；我们所能看到的，是杜佑在自己的著作《通典》中保留的片段，只有1511字。
杜环在库法城里发现当地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，还亲眼看见一些唐朝工匠（金银匠、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）在当地工作。例如京兆（长安）人樊淑、刘泚为“汉匠起作画者”，河东（今山西西南部）人乐陵、吕礼为“织络者”。当然，这些人也可能是怛罗斯之战的战俘。
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对唐人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社会，为此杜环在《经行记》里特地记载了大食法、寻寻法和大秦法这三大在当时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宗教。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把《经行记》对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怛罗斯之战的“两种影响”。
大食法，也就是伊斯兰教。《经行记》是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汉文记录。杜环记载道：“一日五时礼天……又有礼堂，容数万人，每七日，王出礼拜，为众说法，曰：‘人生甚难，天道不易，奸非劫窃，细行谩言。安己危人，欺贫虐贱，有一于此，罪莫大焉。凡有征战，为敌所戮，必得升天。杀其敌人，获福无量’”，“其大食法者，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，纵有微过，不至相累。不食猪狗驴马等肉，不拜国王父母之尊，不信鬼神，祀天（真主）而已”。生动而准确地描写了伊斯兰教的文化，而“女子出门，必拥蔽其面，无问贵贱”，更是真实地描述了阿拉伯世界的标志性风情。
时正是伊斯兰教“率土禀化，从之如流”的兴盛时期，阿拉伯帝国“四方辐辏，万货丰贱，锦绣珠贝，满于市肆”的繁荣经济也给杜环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且杜环的这些记叙完全是他亲自所见的事情，完全没有虚幻的成分。可叹史载大食使者来长安甚多，唐朝却没有使者到达过阿拉伯半岛；真正身历这个当世大国并留下记载的唐人，恐怕就只有杜环这个怛罗斯之战的俘虏了。
“大食法”之外，杜环所写的“寻寻法”即祆教（拜火教），是原波斯帝国的国教。“寻寻”即唐译“zemzem”，是阿拉伯人对祆教徒的称呼，意为“私语之人”。祆教近亲通婚，纳姊妹为妻的习俗被儒家文化背景的杜环视为奇风异俗，称之为“寻寻蒸报，于诸夷狄中最甚”。
《经行记》中记载的另一个宗教“大秦法”指的就是基督教。给杜环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信基督教的医生最善于治疗眼病和痢疾，许多病都能有预防的办法，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。当时阿拉伯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，基督教医生主宰着阿拉伯医术。杜环称他们是大秦医生。他在《经行记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其大秦，善医眼与痢，或未病先见，或开脑出虫。”这也反映了当时地中海地区高超的医术。
杜环的足迹所到之处，已经跟信仰“大秦法”的“拂菻”（东罗马/拜占庭帝国，一说“拂菻”即希腊语对首都的称呼Bolin的唐译）接近了。这些地方的文化，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拜占庭人的文化气息。而且当时阿拉伯和拜占庭征战连年，在阿拉伯也一定会有拜占庭战俘，而且更有可能和杜环有所接触。杜环的《经行记》里的拂菻国，“亦曰大秦。其人颜色红白，男子悉着素衣，妇人皆服珠锦。好饮酒，尚干饼……其俗每七日一假，不买卖，不出纳，唯饮酒谑浪终日”。如实记载了拜占庭人肤色白里透红，男人穿单色衣服，妇女爱好服饰，喜欢喝酒，吃面包，每七天有一天（礼拜天）休息娱乐的实际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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