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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帖] 【历史】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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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】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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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里(2021-1-28 19:30)提示: 禁止一贴多发
英雄末路

可惜的是,这位“山地之主”最后却死于安史之乱,而且不是死于叛军之手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高仙芝以天武军副帅之职统军东向讨叛,屯于陕州,遇屡败于叛军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,了解到贼兵势锐、潼关无兵、恐危京师,遂与之退保潼关。这一举动使得“朝野大骇”,唐玄宗怒不可遏,监军边令诚又进谗言:“常清以贼摇众,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,朘盗禀赐”(《新唐书·列传第六十》),于是高仙芝、封常清殒命。而这位宦官监军边令诚,747年出征小勃律时即随高仙芝,高仙芝能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,他有举荐之功。东征讨叛,边令诚又为监军,《旧唐书·卷108》记载:“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,仙芝多不从”,《新唐书》记载:“令诚数私于仙芝,仙芝不应”。不论怎样,高仙芝的死都与他和此人不睦有关,还另外被加上了“盗减军士粮赐”的罪名。

实际上,就像20世纪初期的英国学者吉布(H.A.R.Gibb)所说:“对中国统治中亚这一传统的真正致命打击,不是来自怛罗斯之战那样的偶发事件,而是来自757年中亚军队东去助唐平叛一事。这些来自远方的人曾认为中国是个无比强大、无法战胜的帝国,而他们现在亲眼看到了它的彻底衰落……中国的威信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之中恢复过来。”

至于阿拉伯方面,怛罗斯战场上的英雄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,阿拉伯人对内部争权夺利的兴趣远比对向东方征服大。在怛罗斯之战获胜后,齐雅德·萨里向他的上司阿布·穆斯林进献了战利品——一枚举世无双的宝珠。作为奖赏,阿布·穆斯林任命齐雅德为不花剌(布哈拉)和粟特总督。但好景不长,一年后,阿布·穆斯林成为呼罗珊和河中的绝对统治者,甚至连军队也只听命于他,哈里发也无能为力。这使得他从哈里发的威胁变成了“眼中钉、肉中刺”
于是,远在两河流域的哈里发鼓动齐雅德起事,但大多数将领仍然忠于阿布·穆斯林。齐雅德只能逃走,但在藏身之地被人杀死,他的首级被砍下献给哈里发。又过了一年,新任哈里发曼苏尔即位,命运迫使阿布·穆斯林此时必须镇压新哈里发叔叔的叛乱,以再次表示自己的忠诚。曼苏尔命令阿布·穆斯林将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上缴,当后者前去弄清缘由时,被哈里发下令处死。

哈里发朝廷谋害帝国东部的实权人物阿布·穆斯林是有风险的。虽然阿布·穆斯林的军队每人得到1000迪尔罕(dirham,钱币),接受了本军统帅被处死的消息,但在呼罗珊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反应:祆教教徒孙巴德(Sunbadh)起兵为阿布·穆斯林报仇。起义军占据了波斯北部从你沙不儿到刺夷的大片地区。但70天以后,起义被残酷镇压,男女老幼全部被杀。这说明起义不仅仅是军队的所作所为,更在当地深得民心。阿拉伯帝国为这次镇压使用了大量兵力,结果同年按惯例要对拜占庭统治的安纳托利亚发起的夏季攻势,也不得不放弃。

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阿拉伯古籍中大肆渲染的,至今一些阿拉伯权威百科全书或人物辞典仍津津乐道的,关于所谓“中国国王之前在715年向阿拉伯人纳贡”一事的两位主角的下场。“使团长”胡白来,被派去给哈里发报捷,未行多远便倒毙途中;紧接着总督屈底波在内讧中被杀,头也被砍下来献给了哈里发。这几位为阿拉伯帝国的第二次对外扩张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,在与中国人的较量中,都曾取得或精神、或物质、或军事上的胜利,但这胜利似乎都成了他们的诅咒——皆未得善终。这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命运的安排。

实际上,如前所说,在怛罗斯与唐军发生冲突的并不是哈里发朝廷派遣的远征军,而只是呼罗珊总督区自己的军力。此时的阿拔斯朝廷正忙于解决内政,而后又跟永恒的敌人拜占庭展开战争,并未留意到遥远的东部边疆有什么战争发生。因此,这次对决不影响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关系。怛罗斯之战后第二年,黑衣大食即遣使来唐,这是阿拔斯王朝正式与唐朝通好之始;仅在753年一年里,三月、四月、七月和十二月,阿拔斯王朝使节就四次进入长安。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:753年元旦在蓬莱宫,大食使节于东排首席向玄宗皇帝致贺,吐蕃使节居西排第二位,日本使节紧挨在大食使节之后。总之,阿拉伯帝国在唐帝国对西域的政治考虑中,无可争辩地居于首位。作为西方的一大强国,唐帝国已经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

永恒的影响

比起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微不足道,怛罗斯对中世纪文化与科技传播的影响显然更大。在历史上,虽然怛罗斯之战前,撒马尔罕人就掌握了造纸技术,但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唐军士兵无疑推进了造纸技术的传播。平滑柔和、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、羊皮、树皮等书写载体,“造纸业发展后,不仅供应需用,且能销行各地,为撒马尔罕对外贸易的一种出口品。造纸既盛,抄写便利,不仅利济一方,实亦全世界人类的福利”。

另一个传奇也是这场战役的衍生产物。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是战败被俘的唐军一员,他作为文官参加了怛罗斯之战。杜环被俘后被带至康国(撒马尔罕),再到阿拔斯王朝首都亚俱罗(Akula,即库法),之后又随哈里发使团考察非洲。他先后在中亚、西亚、非洲十余国游历和生活过,总计流离大食12年,遍游黑衣大食全境,最后于762年附商船从海路回到广州。

他将十余年间在异域耳闻目睹、亲身经历的生活真实地记入所著《经行记》中,该书成为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,以及中世纪中亚、西亚、北非风物情貌的重要文献。这是一本足以与当时另一位杰出的旅行家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相提并论的游历专著。可惜的是,《经行记》早已散佚,并没能全部留下来;我们所能看到的,是杜佑在自己的著作《通典》中保留的片段,只有1511字。

杜环在库法城里发现当地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,还亲眼看见一些唐朝工匠(金银匠、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)在当地工作。例如京兆(长安)人樊淑、刘泚为“汉匠起作画者”,河东(今山西西南部)人乐陵、吕礼为“织络者”。当然,这些人也可能是怛罗斯之战的战俘。

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对唐人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社会,为此杜环在《经行记》里特地记载了大食法、寻寻法和大秦法这三大在当时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宗教。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把《经行记》对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怛罗斯之战的“两种影响”。

大食法,也就是伊斯兰教。《经行记》是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汉文记录。杜环记载道:“一日五时礼天……又有礼堂,容数万人,每七日,王出礼拜,为众说法,曰:‘人生甚难,天道不易,奸非劫窃,细行谩言。安己危人,欺贫虐贱,有一于此,罪莫大焉。凡有征战,为敌所戮,必得升天。杀其敌人,获福无量’”,“其大食法者,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,纵有微过,不至相累。不食猪狗驴马等肉,不拜国王父母之尊,不信鬼神,祀天(真主)而已”。生动而准确地描写了伊斯兰教的文化,而“女子出门,必拥蔽其面,无问贵贱”,更是真实地描述了阿拉伯世界的标志性风情。

时正是伊斯兰教“率土禀化,从之如流”的兴盛时期,阿拉伯帝国“四方辐辏,万货丰贱,锦绣珠贝,满于市肆”的繁荣经济也给杜环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且杜环的这些记叙完全是他亲自所见的事情,完全没有虚幻的成分。可叹史载大食使者来长安甚多,唐朝却没有使者到达过阿拉伯半岛;真正身历这个当世大国并留下记载的唐人,恐怕就只有杜环这个怛罗斯之战的俘虏了。

“大食法”之外,杜环所写的“寻寻法”即祆教(拜火教),是原波斯帝国的国教。“寻寻”即唐译“zemzem”,是阿拉伯人对祆教徒的称呼,意为“私语之人”。祆教近亲通婚,纳姊妹为妻的习俗被儒家文化背景的杜环视为奇风异俗,称之为“寻寻蒸报,于诸夷狄中最甚”。

《经行记》中记载的另一个宗教“大秦法”指的就是基督教。给杜环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信基督教的医生最善于治疗眼病和痢疾,许多病都能有预防的办法,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。当时阿拉伯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,基督教医生主宰着阿拉伯医术。杜环称他们是大秦医生。他在《经行记》中这样写道:“其大秦,善医眼与痢,或未病先见,或开脑出虫。”这也反映了当时地中海地区高超的医术。

杜环的足迹所到之处,已经跟信仰“大秦法”的“拂菻”(东罗马/拜占庭帝国,一说“拂菻”即希腊语对首都的称呼Bolin的唐译)接近了。这些地方的文化,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拜占庭人的文化气息。而且当时阿拉伯和拜占庭征战连年,在阿拉伯也一定会有拜占庭战俘,而且更有可能和杜环有所接触。杜环的《经行记》里的拂菻国,“亦曰大秦。其人颜色红白,男子悉着素衣,妇人皆服珠锦。好饮酒,尚干饼……其俗每七日一假,不买卖,不出纳,唯饮酒谑浪终日”。如实记载了拜占庭人肤色白里透红,男人穿单色衣服,妇女爱好服饰,喜欢喝酒,吃面包,每七天有一天(礼拜天)休息娱乐的实际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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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战役先不说谁胜谁败。但是其后来的安史之乱,唐一朝就失去了对西域的掌控力了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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