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南联大为何大师辈出？
据考证，最早于1946年7月初版的《联大八年》，是唯一由联大学生自行组稿编撰的联大文献，又有闻一多亲笔题署，颇为珍贵。如今，历经60年后该书首次完整再版，书中既有联大校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，也有衣食住行甚至如何跑警报等各种生活实录，更有当时学生刻画联大闻一多等联大教授的文章，文字朴实，读来别有风味。
《联大教授》收录了联大教授冯友兰、吴大猷等和联大学生杨振宁、汪曾祺等所著文章，通过大师们的峥嵘岁月、大学史上的重彩华章，如实呈现了西南联大的风气与风骨。由于是联大师生倾情之作，无论是描摹同事之神气抑或书写师长之风采都栩栩如生，别具一格。《联大长征》则收录了最早对联大长征的全面报道、数十年来唯一详细记载“旅行团”历程的《西南三千五百里》以及多位亲历者的日记，真实再现了联大长征的点点滴滴。书中对途中气候山川、人物风情，均有细致描绘，文笔清新生动，内容丰富有趣。
而《南渡北归》（2015年版），描写了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，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。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，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，如蔡元培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梅贻琦、陈寅恪、钱钟书等。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。
《南渡北归》笔端所至的那些学者，在隆隆炮火、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索；在既无“评奖”也无“职称申报”，甚至没有一点稿酬回报的前提下，还能不慌不忙、不急不躁地一部一部地推出学术精品，培养出大批日后成就斐然的优秀人才，让人感慨万分。
打破了“南渡必亡国”的规律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军开始全面侵华，很快平津沦陷，民国知识分子们的好日子彻底结束了，开始面临生与死，南渡到相对安全的地区或留守北方做亡国奴的艰难抉择。梅贻琦、金岳霖、梁思成、林徽因等本来在北平过着舒适的学者生活，此刻却必须要放弃原有的富足和优厚，踏上前途渺茫的南渡之漫旅。
媒体人于向勇告诉记者，“此前的中国历史曾有过三次大规模南渡，即晋之南渡、宋之南渡、明之南渡。而三次南渡之人最后看到的是国破家亡，再也没有回归中原，徒令后人哀叹。此次南渡虽然奇迹般地摆脱了‘南渡必亡国’的规律，这一扭转乾坤的历史转折，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深明大义，以及所做的努力和重大牺牲有着重要的关联。正是有了这批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，才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战的力量，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脉与读书的种子。”
通过《南渡北归》，我们还了解到：有一批知识分子如胡适、梅贻琦、傅斯年、李济、董作宾、钱穆、毛子水等，随着内战爆发，携家带口越过台湾海峡，进行第二次南渡，并最终“归骨于田横之岛”（傅斯年语）。记者获悉，胡适和陈寅恪的弟子、著名历史学家、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读罢《南渡北归》表示，很早就期盼这样一本全面讲述民国那一批大师的大作了，现在一百岁了，终于看到了，甚感欣慰。老人希望全体中华儿女都能读一读它，读一读那些前辈大师的生活和命运。
振兴中华的使命、中西合璧的功底以及学术自由促使大师辈出
记者： 中国历史上三次南渡（晋人南渡、宋人南渡、明人南渡）最终都亡国了，唯有抗战期间的南渡最终成功北归，这是为什么？与学术大师有关吗？
岳南：就前三次南渡而言，无论是敌人的攻击力和用兵的规模，都远远没法与抗日战争相提并论。但正如你所说，前三次亡国了，这一次却在十年之间收复中原，将日本鬼子赶出家门。应该说，占第一位的是思想精神与团结的力量起了作用。除了站在讲台上的教授类型的知识分子薪火相传，还有不站在讲台上的知识分子们以身示范所起的作用，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磁场，在民族危难到来的时候，释放出了内在的能量，感化、催发着中国军民为抗战胜利而不惜身家性命，以从来没有过的勇气与信心、智慧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。我可以举出一个事例请大家品味。著名的学者马一浮老先生在香港防空洞里躲轰炸的时候，满怀信心说过：“这场战争注定是中国赢的。我们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着日本二流人才的进攻，焉有不胜之理！”这句话我印象极深，觉得与当时的汪精卫之流的悲观论调相比，文化大师的眼界高多了。
记者：近年来，关于民国学术大师的研究越来越多，《南渡北归》的写作是否受到了这股风潮的影响呢？
岳南：没有受其影响。我的写作思想和脉络是比较清楚，不太受时势的影响，我早些年一直在写考古方面的纪实文学，那时已经涉及如傅斯年、李济、董作宾、梁思永、夏鼐等一批大师了。近几年开始把题材扩大了一点，但还是没有离开一个中心，就是写知识分子和学术大师对中国贡献的这一中心。既然主题扩大，人物也自然就多起来。
当今再无大师？
记者：抗日战争期间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，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，会集并培养了一大批极有建树的学术大师，也出了极其辉煌的学术成果。而在当代，在如今这个国富民安的时代，我们却无法培养出学术大师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？
岳南：西南联大的成就，简而言之，是得益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奋起直追，振兴民族文化教育的责任和使命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其次是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与学生素质相对较高，比如当时80%以上的教授都有留洋的背景，而入校的学生大多有国学的根底等，这都是不可绕开的因素。最后，学术自由是学术成就的关键。
陈寅恪先生在《论再生缘》中说：“无自由之思想，则无优美之文学，举其一例，可慨其余。此易见之真理，世人竟不知之，可谓愚不可及矣。”陈寅恪的这句话，其本可以回答现在的教育为何培养不出大师。
记者：本书的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“大师远去再无大师”，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？
岳南：封面上这句话，其实就是在证明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（Kroeber）曾问过的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（Come in a cluster）？1890年前后的中国，似乎印证了“天才成群地来”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。在20世纪初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，有些是单打独斗，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；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，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，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。
当下的中国教育状况是有目共睹的东西，这种状况别说出大师，就是出一个小师都很难。只有改变现状，让学术按照其本身的规律成长发展，才会有新的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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